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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雨如晦的“文革”年代，华西村就不顾风险办厂兴业；由分田到户肇始的改革开放已推进40年，华西村仍坚持走集体经济之路。

  夜幕下，328米高的龙希国际大酒店顶部，位于60层的展示厅内，纯金打造的耕牛雕塑据称价值3亿。

  村中大道上，挂着苏B车牌的宝马、奥迪等豪车不时闪过；从空中俯瞰，家家户户入住的欧式别墅如棋盘般整齐划一。

  2018年4月18日，如今华西村村民居住的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别墅。新京报记者 朱骏 摄

  把华西村打造成中国改革开放“共同致富”的样本，已逝的“老书记”、天天看《新闻联播》的吴仁宝居功至伟。《人民日报》评价他，“每一步都踩在改革的节奏上”。

  在风雨如晦的“文革”年代，华西村就不顾风险办厂兴业；由分田到户肇始的改革开放已推进40年，华西村仍坚持走集体经济之路。

  眼下的华西村——或者说一个总资产超过500亿元的超级公司集团，由吴仁宝之子、习惯看央视财经频道的吴协恩接棒执掌。15年来，他一直在做艰难的转型探索，伴随着高额负债等传言，以及对独特的“华西村模式”应往何处去的热议。

  吴协恩向新京报记者坦承，从私心出发，他并不想让儿子接班。对于未来，他只说，希望退休后，人们也能叫他一声“老书记”。

  1961年，华西村集体财产累计1764元，欠债2万元；667个村民，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口粮。村里800多亩耕地，被水洼河沟分割成1300多块，旱涝无收。

  时年33岁的村支书吴仁宝，带着村民平整了土地，总算勉强让他们不再挨饿。而他心中还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何富起来？

  带着这个想法，吴仁宝考察了各地市场，找到了合适的工业项目——生产螺旋丝锥、直刃丝锥、高硬度螺母等产品。这些小东西，国营工厂不做，市场又有大量需求。

  1969年，华西村在村庄最边远的角落里，建起了一个小五金厂。这段历史现在被印在各种宣传材料上，几句话写尽当时的种种顾忌：领导来检查就停工，村民们假装翻草皮、积泥河；领导满意地离开后，村民便加班加点返工。

  70年代的华西小五金厂车间，1968年，华西村创办了一个生产丝攻（螺丝帽的工具）和板牙（螺丝的工具）、专门为农业服务的“五金加工厂”，建厂初期有工人二十多人。新京报记者 朱骏 翻拍

  村民们不是没有疑虑。据2018年出版的华西村传记《信仰》记载，在小五金厂开工同期，黑龙江有个名叫马荣祥的村支书因为开设地下工厂，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被枪毙了。

  早在兴办五金厂前，吴仁宝就因为全村统一核算实际收入和每人工分，被人告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好在上级考察后，认为华西村没有违背政策，不予追究。

  被举报的事，吴仁宝也怕。但他相信在保障农业的情况下发展工业是一条适合华西村的道路。“他特意从无锡请来了资历深的老师傅，”吴仁宝的儿子、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在给村民反复做通思想工作后，厂子终于办了起来。

  67岁的赵荷芬曾是华西村的党委副书记。办厂时，她虽然未能入选，但同村的姐姐们多次向她讲述过厂里的情景。“当时五金厂虽然购买了机器，但螺丝钉、螺丝帽仍然需要手工制作。”赵荷芬说，吴仁宝为厂子选了20多名村民，大多数是35岁以上的女同志，干活细心，且很有热情。

  五金厂的上班时间很长，每天早七晚七，最晚做到过夜里11点。“大家都没有基础，就是能吃苦、慢慢学，动作就慢慢的变快。”赵荷芬说。

  日后的事实，证明了当年冒险的价值——小五金厂的产品销路很好，华西村的第一桶金由此而来。

  1976年时，包括小五金厂在内，华西村工副业产值已达28.2万元，占村集体全年总收入54.4%。

  2018年4月20日，部分老职工在小五金厂门卫遗址前留影，如今他们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新京报记者 朱骏 摄

  1978年12月，在农村迈出第一步的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风潮席卷全国，大批村庄开始“分田到户”。

  当时，吴仁宝表示，华西村集体已经家大业大，只能统，不适合分。他抓住中“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反复向村民解释。

  凭借特殊年代攒下的威信，吴仁宝带领华西村守住了集体经济道路。不过，为了尊重个别村民的意愿，他留了一个口子。

  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吴仁宝老书记（中）给村班子成员传达会议精神。新京报记者 朱骏 翻拍

  1982年，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受此启发，华西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台了“一村两制”政策，即每户村民可以自主选择从事集体经济或个体经济。

  据吴协恩回忆，改革开放之初，华西村选择个体经济的只有几户人家，发展至今也不超过十户，“个体搞得不好，风险比较大，压力更大。”

  附近陆桥镇青年杨永昌是曾经的个体户。1997年，他在华西村创办了金属软管厂，一年盈利一百多万。但5年后，他想稳定一点，不希望独自承担亏损的风险，把净资产186万元的企业以1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华西村，完成了个体到集体的转变。

  不过，由集体转个体就没那么简单了。依据华西村《村规民约》，脱离集体经济者，村里将向相关村民收回10年的福利待遇，别墅、汽车等都需交回，每年多则十几万的股金收入也需放弃。这一规定曾被外界解读为“惩罚条款”。

  虽然华西村方面回应称，这并非惩罚，只是激励与制约并存。但2017年起，“脱离集体便收回10年福利待遇”这条颇具争议的规定，已被取消。

  1985年，吴仁宝动员村民以钱入股，投资村集体。集体控股、个人入股的新型股份制集体经济制度，由此而生。

  “当时老书记鼓励村民每人支援2000元，投到村委会里。村委会统计了这几百万后，再统一安排到各个企业中去，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企业赚了钱，我们每年会给村民分红。”吴协恩说。

  但每人2000元不是个小数目。“那时村人年收入大概700元左右。拿出这些钱，相当于一个人三年不吃不喝赚出来的工资。”在赵荷芬的印象里，当时的2000元足够买一辆高档大型摩托车了。

  为了这笔钱，村民们质疑过、反对过。可为了“跟上大家的节奏”，许多没有现钱的家庭不惜向亲友借钱，终究是入了股。

  用村里的集体资金和村民的入股资金，华西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创办了华西锻造厂、华西铝制品厂、华西五金拉丝厂、华西冷轧带钢厂等，效益颇佳。到1991年底，华西村已创办大小企业20余家，完成产值3亿多元。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那时候起，我父亲就每天看《新闻联播》。”吴协恩告诉新京报记者，过去，父亲下地都要带着收音机；此后，父亲每天准点开电视看新闻，“赶不上7点的直播，就看夜里或者第二天的重播。家人也都养成了类似的习惯。”

  据华西村宣传办负责的人介绍，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要求“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想法再解放一点”，一语消除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犹疑困惑。当时，吴仁宝长子吴协东正在香港参观，率先看到了新闻，一回家马上向父亲汇报。

  听到消息的当天夜里，凌晨1点，吴仁宝就召集党委成员开会，要求千方百计进足钢铁企业的原材料。因为他从南方谈话中看到了“中国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可村里的现金不够，到哪里凑足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吴仁宝的办法是：找政府，找银行，找村民。

  第二天，吴仁宝带着吴协东直奔江阴市政府。他们要靠着村办企业的资产借一笔大钱，只有江阴市市长点头，银行才能贷款。获得市长首肯后，中国农业银行贷给华西村2000万元。加上向村民个人筹资约400万元，吴仁宝有了底气。

  用这些钱，华西村购进了近万吨钢坯、1000吨铝锭、700吨电解铜等原料。没多久，原本每吨3000元的原材料就涨到了10000元。

  就在1992年当年，一批工业公司、中外合资企业进驻华西村。之前低价购买到的原料，为村里节省了近亿元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而产品良好的销售情况，又让村里赚得盆满钵盈，“一夜暴富”。

  1994年，已拥有钢铁、毛纺、化工、铝型材、钢型材、带管等45家企业的华西村组建了华西集团，村与企业形成双轨发展。

  1999年，对金融领域颇为关注的吴协恩提出，应当以上市的方式倒逼企业完善产业制度和管理制度。

  在21人的举手表决会议上，20人同意，一个人反对。反对者就是老书记吴仁宝。他不明白，有了足够资本的华西村为何需要上市？但他最终听从了大家的意见。

  1999年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左）和时任无锡市长吴新雄（右）在深圳证交所参加“华西村”A股上市敲钟仪式。华西村 供图

  2001年起，华西村开始纳入周边村一起发展，人口从原来的2000人增至现在的3.5万人，总面积超过35平方公里，成为比澳门还大的“第一村”。

  尽管吴协恩曾经反对并村，但在吴仁宝的坚持下，华西村还是接管了周边村的企业，并将经济、人员、干部、福利、村建统一。由于周边村村民不持有华西集团股份，没办法得到中心村居民依靠股份分红拥有的别墅、汽车，每年只有土地租金和千元左右的补贴。他们曾向媒体表示，这样的待遇与自己此前预想存在落差。

  并村后的2003年，吴仁宝退休，吴协恩正式成为华西村第二代“掌门人”。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连续关停周边村的9个工厂。

  “当年有人背地里都管新书记叫‘关厂书记’。只会关厂，还关那么多。”现任华西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永昌说，没关的华西钢厂也被要求降低库存，少进多出。

  当时，关闭的9个工厂都在盈利，有些效益还不错。比如化工厂年产值近2亿元，线年，钢材市场价格已经从每吨2000元涨到每吨6000元。”吴协恩回忆，这距离正常市场价位太远，危机四伏。

  直到2012年，“关厂书记”的举动才被人真正理解。这一年，多年累积的钢铁产能严重超过标准，钢价暴跌，资金链断裂的钢厂比比皆是。直至3年后，这场危机依然余波未平。

  2015年的一次座谈会上，隔壁村某钢厂厂长坐在杨永昌旁边叹气——他的钢厂负债率已高达90%，坚持不了半年就要倒闭了。而当年华西村关厂时，他是“看热闹”的一员。

  比起同行普遍亏损几亿的情况，2015年，华西钢厂仅亏损几千万。而随着政府要求“去产能”、关停“僵尸企业”，钢材市场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好转。2017年，华西钢铁公司年产量300多万吨，全年毛利约18亿元。

  “那时候老书记不赞成我们办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企业。新书记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偷偷开始注册华西村第一家金融企业。”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华西金融投资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包丽君说，当时，吴仁宝已不再担任村支书，但仍关心着吴协恩的各种决策。“我们这么做也是不想让老人家担心。”

  那是2005年，交通银行重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深入推动，被称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创新之年”。企业运行一年有了效益后，吴协恩才向吴仁宝解释了金融产业的契机与华西村的优势。

  多年来，华西村先后拿到了典当、财务公司、等行业牌照，并成立了相关金融实体。此外，华西集团还参股了银行、证券、期货、上市公司等各类企业。2017年，集团旗下上市公司还成立了并购基金。

  数据显示，2016年华西集团金融营收16.26亿元，净利润6.07亿元，是华西集团净利润的主要贡献板块。

  作为一家大企业，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华西村又开始布局“走出去”。

  “‘一带一路’之前，我们已在为中石油提供海洋工程服务了。”包丽君说，此后，华西村开始在印尼开展海洋油气项目、在马来西亚建码头、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境外公司、在秘鲁海边捕鱿鱼……

  之后3年，包丽君基本上没有休息日，一年出差超过200天，都是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谈合作。

  华西村还将产业触角伸向了互联网、电竞领域。吴协恩的儿子孙喜耀（随母姓）小时候曾和爸爸学打魂斗罗，如今已成为华西集团电竞板块的操盘手。2012年，孙喜耀与人共同成立耀宇文化，之后引入江阴华茂、广州华多等家投资机构，并于2016年挂牌新三板。

  不过，华西村的海洋工程板块起色不大，2016年净亏损2.26亿元。对此，吴协恩解释称，海工业务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回报周期较长。“虽然还没尚未盈利，但希望这个产业在未来几年能为华西村带来新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吴协恩说。

  1984年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我第一次来到华西村作调查研究。我发现，华西村的农民不仅把粮食种好了，农民们都出现了“你种植、我养殖、他做工副业”的分工，还开始发展多种经营，开办了相当规模的集体所有的工业企业。

  这一举措让华西村开始富余起来，在我去的时候，华西村就已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

  当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同志对我说，他们是共同富裕，没有贫困户，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万元户。其实，那时的万元户，就是富裕户了。

  华西村为什么能由穷变富呢？在我看来，这需要有一个吴仁宝那样日日夜夜为全村农民操劳的带头人。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一起发展的经济体制。

  正是第一次华西村之行让我开始认识到，全力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确实是引导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康庄大道。

  1988年，我调无锡市做市委副书记后，江苏省委开全委扩大会议，我作了关于乡镇企业问题的专题发言。

  我当时就意识到，一些地方大砍乡镇企业是错误的。所以我在发言里说，乡镇企业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强大支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柱石；乡镇企业还是几株小草的时候，都没有扼杀掉，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了，12级台风都吹不垮了。我们对乡镇企业的主体地位、重大作用的认识，要坚信不移，坚定不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乡镇企业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我的那个发言，曾引起一些震动，反响较好。吴仁宝同志给我极大的鼓励。直到很多年后我们几次见面，他还多次提到那个发言。

  1998年4月，有同志到华西村视察，老吴在汇报时提到，华西也有个“两手抓”：一手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手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当时有人一再提醒他“讲错了”，老吴认为“没讲错”。同志听到这个颇有新意的“两手抓”，略加思索后，连着说了三个“好”。

  吴仁宝同志事后对我说：“一个好，不算好；两个好，才算好；三个好，真正好。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总觉得，华西村改革开放四十年里程给咱们提供了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很重要的实践意义，深入研究华西村走过的道路及其所提供的基本经验，对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实现很重要。在我看来，如果有更多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题的雄厚的村级经济，我们农村的许许多多难题就好解决了，我们农村也将大有希望所在。

  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生前使用的收音机。用收音机收听新闻，掌握国家政策动向，并在其中找到华西村发展的思路一直是吴仁宝的工作方式。每天早晨，他都会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